——回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抗战初期，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并在武汉、南昌、长沙、南京、兰州、西安等重要城市设立了办事机构。

        1937年7月17日，即“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0天，谢觉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作为党中央的代表，率领部分工作人员从延安出发，于7月29日抵兰，同已在兰州的彭加伦同志汇合。8月25日正式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八办”的地址，开始设在兰州城南的南滩街54号一座老式的院落里，1938年2月又迁至孝友街32号。

        谢老是“八办”的党代表，处长是彭加伦（后是伍修权），秘书长朱良才，副官况步才、＇欧本文、康海生、张义和，我负责内部行政事务和生活管理工作，医生袁庭炳，译电员黄文炳、罗宗芬、王学功t吉万银、王宝善，警卫员赵元德、王大成、高世文、周铁群、张保政、李伯青、赵凯轩、蔡元德，工作人员张毓兰、李开芬，服务员王福贵、周耀富、柳秀英、席天明，炊事员罗秀英、张秀英。平时，“八办”不过只有十—二人。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甘肃老百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援帮助下，“／k办”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成为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红色堡垒，它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巨册。

一、促进国共合作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的朋友，也是谢老的同乡旧友。大革命时，我党曾派谢老做过他的工作。这次党中央派谢老到兰州，也是考虑到他们这段历史关系。

        谢老抵兰时，贺耀祖特派高级顾问驱车到机场迎接。当晚，举行了盛大宴会为谢老洗尘。国民党甘肃省的党政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聚集一堂，谢老一时成了宴会上的显要人物。与会者对这位共产党、毛泽东的代表兴趣极浓，纷纷提出各种问题请谢老析疑。这种场合，给谢老提供了一个宣传演讲的好机会。他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救亡，从统一战线到民运问题¨…他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把个洗尘的盛宴变成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讲台。产次演讲，使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西北边陲重镇兰州荡起了久久不散的涟漪。

        谢老到兰州的第三天晚上，贺耀祖来到“＇k办”拜访谢老。他们畅叙旧谊。贺耀祖对谢老说：“共产党是搞民运的专家。”但他认为“民运对搞土地没收还可以，运用到国防上恐怕不行。”还说：“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与老百姓无关。”谢老感到贺耀祖的认识是无视人民群众的政治偏见，便耐心地启发他：抗战的大业如果脱离了民众是完不成的。最后，贺耀祖不得不同意谢老的看法是正确的。

        此后，谢老抓紧了对贺耀祖的争取工作。他给贺写了十多封信，有的长达13页，对贺耀祖的模糊认识、错误观点逐一地进行了批评帮助。谢老还在报刊上发表了70余篇杂文，指出：有的人“嘴说全民抗战，却不肯开民主之门，这是天大的矛盾：”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社的自由；废除苛捐杂税；惩治贪污；ijll练民运工作的人才；改纟Ⅱ政府和新闻界的工作方法，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等等。谢老尖锐地指出：“今日之患，不在敌强我弱，而在若干亡国观念尚泛滥于统治阶层中。”谢老经常提醒贺耀祖“甘肃是西北国防中心，当日寇西进之冲，你身为老成谋国之主席，受中枢之重托，系国家之安危，可要全局在胸。勹古这些谆谆的教诲，贺耀祖每每点头称是。

      这对国共朋友经常在晚间叙谈，有时贺耀祖来“八办”谈甘肃民情；有时谈抗战前途；有时也谈他的家庭生活。贺还不时请谢老到叫、友天”（一个湖南餐馆）去吃家乡饭，小酌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谢老也经常去省府看贺。为避免门卫的盘问，贺亲自送给谢老一枚甘肃省参议会的证章，′进出门方便多了。

       一封封书信，一次次交谈，谢老忧国忧民发自肺腑的直言善谏，使贺耀祖受到感动和启发，他的政治态度渐渐有所改变，开始接受我党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他多次在会议上，从抗战观点出发，公开号召大家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断送大好国土。还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制定了一些有关促进全民抗战的措施。在谢老和彭加伦给党中央的《兰州之统战及党的工作报告》中写到：“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以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均愿执行。对于民运，贺已无阻挠之意。”

      二、建立统一战线

       在谢老和〃八办”的努力下，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国民党上层人员中发生了影响和作用。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是比较开明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宣言，不只是联合抗日的，而且是共同合作建国的。”在以后的交往中，丁宜中和他爱人王德谦，以及王德谦妹妹王德芬成为“八办”的座上客，他们为抗日救亡运动和“八办”做了不少工作。

       邓宝珊将军，当时是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曾任甘肃行署主任。“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主席给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亲笔信中，希望他们三位能真诚地同共产党合作。邓宝珊同我们党的关系比较亲近。谢老来兰不久，就去拜望了邓，希望他能多为“八办”做些工作，邓欣然允诺。之后，邓在国民党政府召集的一些会议上，对民主、民运问题，多次发表倾向我党主张的意见。1937年，他把二女儿邓友梅送到延安学习。不久，邓友梅参加了革命并加人了共产党。

       随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深人，兰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党的抗日主张深入到妇女、青年、少数民族、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广大市民群众各个阶层中去，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有影响的团体是：“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甘肃青年抗战团’、“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联合剧团’等。

       “妇女慰劳会’成立于1937年秋，由贺耀祖夫人倪斐君发起组织的。谢老让工委负责妇女工作的刘杰同志协助妇慰会开展活动，如募捐、慰问演出、办识字班、培训妇女干部等。妇慰会提倡妇女识字、男女平等。11月，妇慰会又出版了《妇女旬刊》，倪斐君担任社长。谢老亲自为《妇女旬刊》撰文并审稿，我在中间当联络员。《妇女旬刊》宣传抗日思想，宣传妇女解放，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兰州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青年抗战团’是由进步青年罗伟、万良才等人组织的。起初，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谢老和伍修权多次找他们谈话，并在工作中给与具体指导，向他们讲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我党又派罗扬实（中共党员）加强这个组织的领导，使这个抗日救亡团体迅速发展壮大，在全省共建立了72个分团，发展了3千多名成员，是当时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八办″还经常组织社会各界爱国人士集会演讲和演出，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茅盾、张仲实、顾颉刚、吴勃、塞克等人及“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平津学生演出队”、“王氏剧团”（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威等）都曾参加进演讲、演出，使得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活跃。

    三、营救失散的红军人员

       1936年lO月，红四方面军两万人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过黄河向新疆方面挺进。当部队到河西走廓时，遭到了国民党和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袭击。在敌强我弱之下，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血染河西；也有一部分（约一千多人）红军人员受伤被俘流落甘肃城乡。党中央、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把设法营救、收容这些红军指战员的任务交给了“八办”。

        一次，四方面军政治部保卫营营长蔡光波奉命送首长回镇原，谢老和他联系，让他回张掖了解失散的红军人员情况。蔡回张掖找到我，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支部的情况，并写成报告。蔡光波化装成卖药的，将报告送到兰州交给了谢老。

        报告中提到：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青、惠子明等同志已被马步芳派人提审，要赶快找贺耀祖想办法营救。谢老找贺后，贺马上致电张掖县县长马鹤年，让马放人。可马说，人是马步芳、马步青寄押在张掖的，他无权放人。贺又将情况急告谢老研究对策。谢老就给毛泽东主席拍去电报，请求以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让他转令马步芳释放这八名红军干部。经过曲折的工作，当我们派人去接时，他们还否认这八人是共产党的干部，拒不释放。直至我们党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才被迫放了人。这些同志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可是，我们还有40多人仍在押，没放回来。“八办”找马步芳的代表马绍武交涉时，马说：“人都判了刑。”谢老据理相争说：“俘虏怎么能判刑！”于是，我们开列了名单，让贺耀祖下令，他们才不得不把人放回来。            ＇

        被营救的同志回到兰州后，有的被“八办”陆续送回延安，有的乘车回了陕西，还有的拿着“八办”发给的路费回了家乡。“八办”先后营救了几百名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

         1938年，西路军女干部华全双和林坚在兰州被国民党警察抓去，押在“济良所”。林坚在牟玉光（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的夫人）的帮助下，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儿，取了吉祥的名字“安安″。谢老和伍修权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亲自找朱绍良交涉，一面报告党中央。经过多方活动，终于把林坚母子接到“八办’。林坚去延安，便把孩子托付给牟玉光抚养。日寇飞机轰炸兰州时，牟玉光带着小安安和自己的小女儿雪梅四处奔波，到处躲藏。后来，两个孩子都因得肺炎相继夭折了。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人。他，就是高金城大夫。高金城，河南襄城人，是个爱国的血性男儿。他为人耿直，正义爱国，常为穷人义务治病，深为群众所敬佩。二十年代就与我们党有联系，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为了营救西路军的失散人员，谢老、彭加伦、朱良才多次在五泉山与高金城夫妇会面，研究营救办法。1937年夏，高金城“奉命”到张掖开设“福音堂医院？，很it与张掖被俘红军人员临时党支部的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徐世淑和我取得联系，将福音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以看病为名探听消息，还让我和高大夫的学生陈大伟以外出看病为由，把“八办”的地址秘密送到流落在民乐韩家营、张掖大满堡、花家寨等地同志们的手中，他们再传递给祁连山各处。就这样，接到信的红军指战员陆续聚集到韩家营高大夫的好友孙振铎家，然后再通过各种办法回到兰州找“办”。                       i

    高大夫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凌晨，高大夫被当地国民党驻军司令韩起功秘密绑架。

       高金城失踪了！

 消息传到兰州，谢老立即找到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要他帮助查找高金城的下落。朱绍良不同于贺耀祖，他限制民众运动，逮捕过进步人士。他推托着说：“高金城伤人太多了，我早就为他担心。”后来听说，在高金城被捕的当天晚上，就被敌人杀害在张掖大衙门后院。血的事实激励着牟玉光继承着丈夫的遗志，不遗余力地为“八办”做了许多工作。她在自己的家——仓门巷3号开设了产科门诊所，一方面为广大群众治病；一方面为“八办”工作。她的女婿刘亚哲在国民党兰州空军工作，谢老还让我通过牟玉光争取他与我们合作。194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嘱托张治中将军释放并护送在新疆被盛世才扣押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就是刘亚哲等人把杨之华、高登榜、张子意、马明方等100多人安全护送到延安的，有力地挫败了胡宗南想把这批人扣留在咸阳的阴谋。

四、充分调动少数民族的抗日积极性

       甘肃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兰州是个多民族的城市。回族就占了甘肃人口的三分之一：兰州的回民有半数以上的从事小商业；其次是自耕农，土地多是租用汉人的，地主很少；也有不少从事手工业、皮毛业。他们倍受当地税收机构的百般压榨，加之国民党当局又搞大汉族主义，在回民当中制造矛盾和分裂，民族冲突此起彼伏。

      “八办″根据党中央的民族政策，通过吴鸿宾、杨静仁、张杰、金少伯等同志做回民工作（他们都是回族人）。谢老还同孙作宾商量，决定在兰州建立回民进步组织，以开展宣传工作。后来，杨希珍（杨静仁）、张杰和地下党的回民同志组织了“伊斯兰学会”、“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

        甘肃省政府参议马凤图，是个回族人，50多岁，在甘肃政界、宗教界声望颇高，而且人很开明。谢老常去看他，他也常来找谢老。马凤图对民族、宗教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乐意和我们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他认为：青马（马步芳）喊的口号是“抗日剿共”，但“剿共”是真，“抗日”是假。宁马（马鸿逵）比青马好些，表示愿意抗日。他建议“八办’去做马鸿逵的工作，鼓励马鸿逵拿出抗日的实际行动来。“八办”采纳了他的提议。马凤图还想在天高气爽之季，率领兰州市教育界人士到延安参观。谢老和“八办″的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支持，同时向他详尽地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在“八办”的精心安排下，大批的回族青年去了延安。中央党校还专门为这批青年成立了回民班。

        通过和马凤图的交往，“八办’和谢老还曾宴请过青海省民和县县长马腾云（兰州人）、大通县县长刘希古（陕西人），向他们讲了抗日救国、国共合作的道理。

        谢老和“八办”的同志还在蒙古族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党中央派周祥生去内蒙做额济纳旗托王、阿拉善右旗达工的工作，从兰州动身时，谢老和他就如何动员蒙古族群众起来抗日等问题进行了交谈，还送给他一百块大洋。

五、革命的中转站

        甘肃是我国的国际交通要道，兰州又是西北重要的枢纽站。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驻在兰州，并在兰州设有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遵照党中央指示，“八办”保持着和苏联的联系。处长伍权承担联系和翻译任务，副官况步才负责对外联系搞运输，我的任务是组织内部工作人员，帮助运输物资。

         1937年冬至1938年夏，滕代远和盛世才的韩副官（现在的韩光同志）从新疆带来12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高自力带的10车皮衣服和军火，均是通过兰州运往边区的。“八办”的况步才多次押送军火到长武交给八路军。这些军用物资途经兰州时，谢老和伍修权都要亲自过问。

         同时，“八办”还为迎来送往党内外工作人员架起了“桥梁”。1937年，曾接送张之夫、杜重远、周小舟去新疆，东北抗日将领李延禄去苏联，还接待过陈云、李先念、李卓然、滕代远、曾传六、李天焕、简新任等领导同志。

         1938年1月6日，毛泽民、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钱希均、李玉兰、徐梦秋等人去苏联时，就是“八办”为他们联系乘坐苏联飞机去的。处长伍修权曾为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英、师哲、邓发、陈郁、萧三、李天佑、张文秋等同志办理了去苏联或返国的一切手续。王明一家、林彪夫妻等也都在“八办”办理过去苏联的手续。“八办”还接待过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 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坂参三）。  在接待过程中，为保证安全，“＇八办”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通常是由苏联方面从迪化（乌鲁木齐）用飞机和汽车将这些同志送到兰州，隐蔽在苏联代表处，然后与“八办”联系，约定时间，再由苏联代表处用汽车秘密送到“八办”；有时，就用汽车送到郊外的小路上，同预先在那里等候的伍修权或其他同志联系；有时，直接送到“／八办”门口，乘人不注意时，闪身进去。这些同志均由我们发给八路军的军服和符号，取个假名，再根据年龄和身份安个军衔。一切合法后，就派个副官护送出去，直接乘苏军大卡车去延安或苏联。从兰州到西安一路都设有兵站，因为国民党有求于苏联，他们不敢于予苏军行动，对“八办”过往人员也不好

随意搜查，因此，我们护送的同志一般都能平安到达目的地。

       “八办”的存在，使我党和苏共及第三国际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成为中国通往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一座中转站。

     六、战斗到最后时刻

       1938年9月5日，为解决“陇东事件”，谢老奉党中央命令，告别了同舟共济、并肩战斗的同志，离开了古城兰州。

       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与“八办″的关系就开始疏远。著名“屠夫”谷正伦就任省府主席后，与特务组织密切配合，加强反共措施，公开辱骂共产党是“奸党”，并勒令“八办’撤离。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遭到捕杀。

       1940年6月5日，甘工委书记李铁伦、副书记罗云鹏以及赵子明、小李（即林亦青）被捕。1961年初，共产党员丛德滋、雪鸣乾被捕。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刽子手谷正伦疯狂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他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和许多无辜群众。

       “八办″的处境更加艰难，国民党当局在“八办”周围设下“黑网”，这些密探以开饭馆或以修鞋作伪装，门前设置了警察岗哨，房后安排了游动哨，对“八办”进行了严密监视，并跟踪盯梢。还不时散布谣言，说什么“战区司令部捕获的刺客，都是‘八办’派来的。”在生活上，他们对“八办”实行了严密封锁，禁止店铺和小商贩把粮食、蔬菜、煤、水等卖给“八办”。还有组织地煽动一些反动军官到“八办”寻衅闹事，想强行把“八办”的牌子摘掉。

         鉴于“八办”和省府当局已处于敌对状态，“八办”的工作人员奉命开始陆续撤离兰州。1940年，我随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离开兰州。1941年5月，伍修权同志回到延安。“八办”的工作由赵芝瑞同志负责，工作人员只剩下周铁群、柳秀英、张传叙等五六个人，他们一直坚持到1943年1 I月中央决定撤离“八办”的最后一刻。

         在短短的六年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光荣地完成了抗日战争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过的：“这两个办事处（指西安和兰州两个办事处），是党中央领导的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火种的传播台。

        1983年9月，我去兰州，又重游了“八办”故址，睹物思人，心潮起伏，夜难成寐。

  时光流逝，弹指一挥间。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已经成立五十周年了，谢觉哉同志也已去世几年了，“八办”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间。正是：

       艰难历程苦追忆，    峥嵘岁月谈何易。

       洒泪且作砚中墨，    灯下激挥春秋笔。

       休戚相关是同志，    生死与共唯烈士。

       革命传统不能忘，    今日当书英雄史。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迄今有51周年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东方历史空前的大战，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以中国人民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载人世界民族斗争的史册，是被压迫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光荣篇章。

        社会在前进，但历史不能遗忘，更不能容许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

        近年来， 日本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企图掩饰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极力把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场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圣战”，说成是“为了拯救中国、帮助中国的正义之举’。日本文部省在修改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对侵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篡改，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芦沟桥事变’，说成是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了“还击”所爆发的偶然事件。这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是别有用心的宣传， 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两次大的侵华战争，都是国际矛盾和国内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为了解除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困境，实现他们独霸中国和东亚的野心才悍然出兵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是谁也篡改不了的。

        中华民族近一百年来备受侵略的苦难历史，足可以揭穿日本军国主义“自存自卫的圣战”的丑恶行径。追溯9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谎言下出兵中国的， 日本侵略者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紧接着，又在日俄战争中，从沙俄手中夺去了辽东半岛以及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侵入中国东北的甫部。1931年，预谋了“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东北发动进攻和掠夺，并把战线引向了华北而发生了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从此堕人苦难的战争深渊——2100余万生灵涂炭，一千多亿美元物质财富付之战火。试问，有派军几十万跨海远征，残害无辜的中国人民，在别国到处烧杀淫掠的“义举”吗？这是什么“自存自卫”的圣战？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也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国战场被歼灭的日军总数，就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伤总数的八倍， 日本本土每两家人中就有一个人死在战争中，200余万日本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数百万日本儿童成了孤儿。这充分说明，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遭受不幸。它不是“自防自卫”的圣战，而是疯狂的侵略，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反对而且深恶痛绝的。

      “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还击来回答”（——朱德1937年7月15日发表《实行对日抗战》语）。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举足轻重的国共两党，毅然抛弃前嫌，共赴国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千万中华儿女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抗日御侮、浴血奋战，在死不当“亡国奴”的心底吼声中，创造了蔚为奇观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业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民族战争史上凡是正义战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侵华战争是极端残酷的，我们必须正视历史，牢记历史教训，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要不断揭发他们篡改历史的谎言。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都不能忘记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使子孙后代不重蹈战争覆辙，尽享和平幸福年景。周恩来曾说过：“由于日本硭自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 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发展和加强中日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愿，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

民的期望。

       天理昭彰，妄图篡改历史，重温战争旧梦的行径总是徒劳的，势必被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所淹没。

        血染的历史镌刻在人民心中，是绝不容许肆意篡改的！    

        只有加强党的建设希我们的事业才有学习杂志社在这里召开东北地区探讨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的会议，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发展毛泽东建党学说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想从我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谈谈我对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些感受和看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人党要求是很严格的，首先要听从命令，没有个人目的，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党派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切服从党安排。

        现在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党的领导和凝聚力减弱了，党员的素质下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不如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来党不管党，有些党员党的观念淡薄了，他们关心的不是党的事业，不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过分地计较个人得失，以权谋私，一切向钱看。最近各地查出很多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几十万，看到这些，我很难受，党风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有几点意见：

         一、应加强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特别是要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我做党的工作时，听毛主席说：党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每个干部一年有三百六十天，你做三百天工作就行，那六十天，你可以找人谈谈党的作用，就深人到群众中去，广交朋友，不会说你工作做得太少。

          二、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党员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夏天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有的党员也参加了活动，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林老说：小组开会要通知我。不要做特别党员，要忙就请假。

         三、加强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对那些不合格的党员，要及时教育和处理。好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点现在还抓得不够。

         四、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最后有人却提倡高消费，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我国正处在四化建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以处处都要注意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

          在1989年8月东北地区召开的《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理论研究》研讨会上的发言。让“浪子”重新站稳脚跟我的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对我说：“我一时糊涂，做了一件很不应该做的事，现在很后悔。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感到最苦恼的是仅仅一日之隔，长辈、亲戚、朋友们都对我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不再象过去一样，一见面就满脸笑容，而是冷漠了，远远的了……甚至连父亲也不允许我再回家。您说，我该怎么办呵？”  

        一个人因为做了坏事，受到社会上的责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做父母的，由于儿子做了错事，感到心痛，“不光彩”，甚至不好意思见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对失足青年的教育不要仅仅停留在责各上。对待他们，全社会都应该象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充满热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开他们心灵的锈锁，医治岁月给他们留下的创伤，也只有这样，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毒害，由于无政府主义和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风的腐蚀，失足青年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他们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由于害过人必然有社会公愤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由于也是受害者，因此有可以教育、挽救、改造的一面。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就能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对他们进行精神抢救，使他们真正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使他们能够迷途知返。

        一般来说，失足青年是全社会整个青年中的意志薄弱者。由于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容易动摇，遇到复杂的情况就容易受骗上当，最后犯严重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对这些一时失足的青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严肃认真地帮助他们总结教训，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幻想一件事情不付出辛勤的劳动就能取得成功。在人生的道路上，信念和意志是极端重要的。我记得1937年，红四方面军西进时，我们的队伍遭到国民党和地方土匪的袭击，有些同志牺牲了，也有许多同志失散了，找不到部队。有的同志被国民党拉去编到他们的队伍中，有的被卖作壮丁，有的被关进监狱，也有的迷失在深山里连饭也讨不到……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在那样的生死关头，每一个活着的红军战士，都是想方设法找到组织，重新回到革命队伍。有一个女同志过雪山时脚趾冻掉五个，她拄着棍子，走了一千多里路来找部队，大家没有被困难吓倒，也没有中途逃跑的。为什么在那样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就是大家对革命前途有坚定的信念，有在艰难困苦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意志。

        今天，对社会上的失足青年，只要帮助得法，使他们真正认清道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愿意“浪子回头做圣贤”的，我们应当充满这个信心。去年十月中间，全国政协法制组的十几个委员察看了北京市团河农场，这里有一批失足青年在集中劳动和学习。来到这里后，全国政协委员、法制组组长韩幽桐给他们作了讲话，接着我们还分组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我当时也向劳教的青少年谈了青年人必须做到的五个字：即“想、看、学、做、改。”“想”，即多用脑子思考问题，要多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上想想自己；“看”，是看别人的优点，看人家的长处；“学”，是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向有生活经验的人学习，还要学习政策、法令；“做”，凡事要亲自动手做，认真做好；“改”，即改正错误，改邪归正。尤其要看到真正改正错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通过自讼、自省，发现自己的错误性质赂根源，然后彻底纠正就能进步。在这次接触、座谈中，许多青年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我们赶

 后，他们还写了决心书，表示“要深刻认识以前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用汗水冲刷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为早日成为新人而努力奋斗”。这实在是令人可喜的进步！

        失足青年是我们社会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他们同样属于祖国的未来，他们虽暂时受到挫折，但终究是属于“人类的春天’，他们一时走上了邪路，我们应当大声呼唤，把他们从迷途叫醒，尤其对于广大老同志来说，哪怕是拄着拐杖也要努力把他们从迷途上拉回来！同时，社会各界对他们决不能采取回避、歧视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应该多给他们温暖和关心，对所有天下父母来说，尤其要注意这样两种倾向：以前对孩子百依百顺，娇惯溺爱、放任不管；而一但孩子出了差错，便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以打骂相待，放弃教育抚养孩子的义务，甚至干脆把孩子赶出家门，把包袱交给社会。这些做法都是与家长的政治态度、道德修养分不开的。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重视，失足青年中的绝大多数是会重新站稳脚跟的。

        对生活树立信心。不久前，一个青年同志准各申请离开祖国到国外去定居，我问他：“为什么你那样想出去呀？”他略带伤感地说：“这些年厚的看薄了，薄的看穿了。”我又说：“党中央制定了＝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情况不正在好转吗？”他表示缺少信心。

        对生活树立信心，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一个人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不能丧失信心，这不仅是工个精神面貌问题，而且也是求生存的起码常识。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谢觉哉同志曾经帮助过一个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使他很受教Ξit．

         这位同志参加革命较早，经过战争考验，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被错划成“派”，并由中央机关下放到南方某基层单位去“改造”。这位同志感到自己委屈了，前功尽弃了，前途渺茫了，很悲观，甚至流露了绝望的情感。谢老耐心地帮助他，开导说：在你目前的条件下，最要紧的是要牢固树立生存的信心，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谢老回顾了一桩党的历史：一九三四年，当时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监察部部长和高等法院院长的何叔衡同志，曾被左倾路线和宗派主义撤掉了一切职务。快六十岁的人了，叫他出苦差，每天挟着拐棍到一个乡苏维埃去作动员工作。对于何叔衡同志，谢老是深知的：他是穷苦知识分子出身，求索到四十五岁参加党的一大，是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真是忠心耿耿、呕心沥血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撤掉他的职务，显然是错误的。而何叔衡同志自己却非常平静，他坚信党有一天会了解他。到党的六大以后（何叔衡同志已经牺4′⒈了），党终于撤销了对何叔衡同志的错误决定。毛主席当时对谢老说：这样“死者瞑目，生者安心”了。讲这段历史，谢老的意思是说：共产党领导也可能出错误路线，甚至出现冤案。但正因为是共产党，所以错误路线最终能得到纠正，冤案可以得到昭｀雪。谢老这一席话，当时对这位同志树立信心很有帮助。后来这位同志的错案终于得到纠正，恢复了原来的工作。这就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看到光明，树立信心，是十分重要的。当然，由于“十年浩劫”，我们可爱的祖国确实发生过“嫉妒代替友爱，帮派代替忘我，虚伪代替忠诚，冷酷代替亲如一家”的痛心状况。就是现在，这种状况也还未彻底纠正过来， 一些青年同志由此影响而产生了悲观、厌世，甚至绝望潦倒，我们是不能去过多地责各和指责他们的，而应当同情和体谅他们的不幸遭遇。但是，现实又告诉我们，仅有体谅和同情是不够的，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应当使这些同志懂得：人不能脱离这个客观世界，而只能去改造这个世界。正如谢老所指出的那样：“环境能影响人，是真理，人能改造环境，也是真理。人不能创造出与环境全无联系、超越时间空间的事业来，但人能改造与改变环境，使之和自己更高的物质生活和文生活的要求相适应。人类的历史是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奋斗的历史。环境培养了人，环境又不断地被人战胜，创造出新的环境。”因此，每一个青年同志都要把精神振奋起来，克服消极、悲观、厌世、绝望的消极情绪，象雷锋同志一样，做改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先锋战士。同时我们应当坚信党，坚信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力量，坚信千古以来正确必然战胜错误，光明必然战胜黑暗、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是。 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样，我们对前途的信心就会牢固地树立起而信心就是胜利。建立民主和睦的$$新家庭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新婚姻法，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它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的关怀，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领会实施新婚姻法的重大意义、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新婚姻法是在五十年代初颁布的原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反映并解决了这些年来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所以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的。其总的精神是保障婚姻自由、倡导建立和睦相处、彼此友爱的新家庭，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与道德观念，使全体人民心情舒畅地投身四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这就是意味着一个人履行对家庭的义务，也是在履行对社会的一部分义务。反过来，这亦是说家庭问题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很难令人置信，在一个家庭纠纷充斥的国家里，它的人民能同心同德地从事生产、工作和生活。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已从旧的封建婚姻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尊老爱幼的新的家庭关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放松了对婚姻法和有关婚姻家庭问题的宣传教育，这些年来，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以至于非常严重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思想有所抬头。城乡婚姻家庭关系中存在着的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借婚姻索取财物、铺张浪费办婚事以及虐待老人、摧残儿童等旧习和违法现象不断地有所发生。各地揭露出的问题已够触目惊心勺了。群众迫切要求修改原婚姻法中那些已经不相适应的条文；深入宣传和贯彻旅行确保广大人民权益，特别是为妇女和青年扫除实行婚姻自由的障碍，创造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的新婚姻法。

       现在，新婚姻法制定出来了，人民的意愿得到了实现。新婚姻法从第一章总则到第五章附则，把家庭的组成及家庭关系中的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要求人们共同遵守，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动，采取严肃慎重的生活态度。否则，人民法院得依法强制执行对其所作的判决或裁定。在加强思想教育、注重社会舆论的条件下，辅之以必要的法律制约，这对增强那些已经淡薄了法制观念的人，是有促进作用的。比如，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新婚姻法明确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力和义务”，等等。这些法律规定，对打击家庭生活中的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个人利己思想，就是极为有力的斗争工具。

         父母享有受子女赡养扶助的权利，这是子女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虐待和遗弃父母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子女虐待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这的确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人们对此颇为愤慨。在一个时期内，由于法制不健全，肇事者往往受不到应得的法律制裁，以至那些残忍的现象仍然不时出现。有八十高龄的老人不堪忍受儿女的凌辱而悬梁自缢，也有在媳妇的折磨下苦度余生的公婆。这些事简直如同腐败有毒的病菌一样，在社会上蔓延，污染人类。而一但认真追究其刑事责任，则人心大快，为之叫好。这充分表明：根据三十年来实践经验所修订成的法律条文，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为民作主谋利，替民伸张正义的。

        谈到新婚姻法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和为建立尊老爱幼的家庭关系时，我们想起了谢觉哉同志的教导，谢觉哉同志曾在一篇《爱父母》的杂文里谈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已有不少受尽穷苦的老人，正度着他们愉快的晚年生活；但也发现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受着负有责任供养他们的儿子、儿媳的遗弃或虐待。”“要告诉青年们：奉侍老人不是封建，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人类的美德，是共产主义崇高的美德。”“我希望那些迷了途的，能猛然悔悟，重新做人；同时在青年群众中要广泛地进行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比封建社会更高尚的爱敬父母的教育！”谢老的话，在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新婚姻法里，家庭中的这些相应关系，诸如尊老爱幼的要求，已由抚养、扶养、赡养等条款作了具体的明文规定。若有人执意违背这些准则，不但会遭到社会的谴责，而且要依据法律给予惩处。这样，再加上必要的多种多样的思想教育，在建立民主和睦的新家庭的同时，自然也在创造着一种高度的精神文明。

        新婚姻法包含的内容很全面很完整，我这里说的只是对其中一个方面的理解。随着它的深入宣传和施行，我们要作更进一步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