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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生活
（一）
经过严冬的人，知道春天的温暖；走过夜路的人，珍惜星月的光亮。我们是在旧社会苦海里生，在党的培育下成长的“红小鬼″，经过长征艰难曲折的斗争和西路军英勇悲壮战斗历程的严峻考验，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还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消灭敌人打胜仗，是革命战士的最大快乐；而脱离党的组织，失去党的领导，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痛苦。我们在西路军的一段经历，就饱尝了这方面的痛苦和辛酸。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我们随红四方面军前总、红三十军、九军和红五军，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敌情变化后继部队未能过河。十一月十日，中央军委电令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西路军在甘北河西走廊，与马步芳、马步青等“五马＇的骑兵部队，进行了顽强艰苦的斗争，广大红军干部战士，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英勇悲壮的战斗诗篇。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在黎园口、康龙寺战斗后，部队被冲散的情况下，很多同志先后流落到张掖南山地区。在那里，同志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艰苦：有的惨遭敌人活埋、杀害，有的负伤被俘，有的关押监狱，有的送进“补充营”，有的修公路、挖金子，有的女战士被放到剧团或医院，有的流落街头沿门行乞¨¨但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心红似火，志坚如钢，他们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强敌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不怕死；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流泪，不叫苦。千人万人一个信念：一心向党，革命到底！千难万险一个目标：坚持斗争，团结胜利！
（二）
甘州，是甘肃张掖县的县城。有千把户人家，算不上什么繁华，但人来车往，每天都是挺热闹
的。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百师第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
县城里，有一个“骆驼店’，关押着二十多个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天，韩起功的“补充营”来“骆驼店”挑兵，一共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在祁连山掩护左支队领导同志突围后，滚下冰河负伤被俘的，敌人把他从花寨子押到甘州，被关在“骡马店”里。
刘德胜来到“补充营″被编在一连一班。经过初步了解，从营部到连队，都有不少熟悉的人。
过了半个月，刘德胜患关节炎和左脚枪伤感染，行走困难，班长请求排长、连长、营长批准，用门板把他抬着送到伤兵医院去住院。在伤兵医院里，刘德胜拄着双拐到处转游，从医务人员到伤病员，又认识了许多人。
有一天，刘德胜遇见了在韩起功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二位同志，他们原来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长征路上调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刘德胜在西路军总部当过总支委员兼青年干事，刀阝个时候他们就认识，所以，战友相逢格外亲，从此他们经常来往，互相鼓励，决心要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
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的一个傍晚，落日的余辉染红了满天云霞，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悄悄地来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三人秘密商谈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会上，推选刘德胜任党支部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党支部正式成立了，她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回到党的怀抱——延安去。
党支部成立不久，邱均品就与我、武杰同志取得联系。我原是西路军J总部前进剧团的，和孙桂英一起，被马步芳的骑兵抓到青海西宁，又从西宁押解来甘州，放到韩起功剧团里。武杰原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的参谋，石窝整编到二六八团三连当战士，打安西失散后率领二十余人又串进祁连山打游击。＝九三七年四月出山时被民团抓住，送到大薄堡当了老百姓。五月初，韩起功下令搜山，又送到甘州，关在“骡马店”里，后编人“补充营”一连九班。不久，又从“补充营”选进韩起功参谋处当勤务兵。因为他年纪小，都叫他“共产尕娃”。
为扩大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党的力量，地下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补充营”四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我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八大处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趵党员，由刘德胜联系。那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实行单线联系。在甘州城街道上，武杰先后与寇惠民、伍心政、李传珠、李学儒等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靠卖杂货、麻糖、花红果维持生活。后来成立了街道临时党支部，伍心政选为党支部书记。在敌人修枪房里，有汤利仁负责，与袁清平、李绍海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小组。在永积被服厂，我以做衣服为名，与当临时工的胡嘉滨同志又取得了联系。在王府街裁缝店，找到了周强同志。徐世淑在街头，与讨饭度日的黄志亭、刘克先同志接上了关系…¨这样，党支部很快联
系了二十多个党员，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基础。
（三）
据我们支部派人了解，在张掖县看守所里，关押有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红军的八名领导同志。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韩起功陆续送进看守所寄押的。刘瑞龙同志是在游击队支队被敌人骑兵袭击冲散，在山中游动两个月后，在红瓦寺附近被藏族民团捕送韩起功集申营的。＇｀个人经过相互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公推刘瑞龙任党支部书记，魏传统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每天利用放风机会，在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他们同唱旧军队流行的《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定不稍亏刀等歌词，互相激励，收效很明显。他们还克服了吃不饱饭、人身无自由等重重困难，注意联系其他被关押的难友。不少农民都是因为支援红军而被捕的，红军干部就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通过聊天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救民主张，并了解了许多地方情况。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突然来到韩起功司令部的剧团里，见到了红军女战士孙桂英、徐世淑、陈桂兰、蔡德珍和我。马鹤年说：“红五军打高台时，是我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的，我是高台县长，归甘肃省管辖，不属马家军管。你们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待我很好，把我释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当时，我们谁也不敢相信他说的，大家以怀疑警惕的目光看着、听着。后来我们才知道，马鹤年说的是实话，马鹤年获释后，甘肃省政府又任命他担任了张掖县长。 过了几天，马鹤年又找到我和别的一些同志，表示亲近地说：“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青年团和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关系。我是真心实意拥护红军和共产党的″。“好嘛”，我回答：“欢迎你常来，希望你能为我们做点好事。”
我们得知刘瑞龙等领导干部被关在张掖县监狱的消息后，即向党支部汇报，党支部当时就派我联系，但又找不到探监的合法理由。这时，马鹤年第三次来到剧团，他说：“我们县监狱里还押了你们几位红军领导干部，是“马回子”（指马步芳）打仗俘虏来的。我对这些人好，但就怕“马回子”发现找我的麻烦。”我一听，非常高兴，我想，真是无巧不成书，想吃咸来了个卖盐的。我接着马鹤年的话茬问道：“我有一个舅舅，也不知道你们关在哪丿L？”马鹤年问：“你舅舅姓什么？”我随便回答说：“姓李，十八子李／马鹤年立即答复：“你去看看吧，注意不要被马家军发现了。”接着，我又问：“我们去找谁呀？”马鹤年爽快地说：“有个看监的老头，姓何，找他就可以看到了。”
一天上午，我和孙桂英、徐世淑、李含炳三同志来到张掖县监狱探望。看监的老头问：“你们干什么来的？”我回答：“找我舅舅的。”“你舅舅姓什么？”“姓李。”老头转脸大声喊到：你们谁姓李？出来！有人看你们。”刘瑞龙（化名李占魁）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的走了出来。看监老头喝问：“是不是他？”“是的，是的”我立即回答：“就是他。”其实，我事先并不知道刘瑞龙化名姓李。刘瑞龙问：“你们住在哪里？”我说：“剧团住在乾起功司令部里，你们生活怎样？”刘瑞龙回答：“大家信心很足，坚信党，坚信红军会来救我们，就是吃不饱饭，体质比较弱。”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和愤怒。回来后，我向党支部委员邱均品汇报了探监的情况。
经过党支部研究，进一步做马鹤年的工作。据刘瑞龙同志说，有一天，马鹤年亲自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了八名红军领导干部，他向大家讲话说：“你们暂时受一点委屈，现在要打日接待，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如果说，前一段我们地下党支部的工作，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处在自发状态；那么，自从和高金城、蔡光波取得联系之后，党支部的活动，就开始转人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面开展营救工作的新局面。
我和徐世淑进了福音堂医院工作后，又吸收了几位同志到医院当护士。福音堂医院开始公开收留西路军伤病员。经过治疗，凡是能走的，都尽量做工作、发路费，让他们经兰州回延安。医院经常住院的有二十人左右。
按照党支部决定，我和蔡光波同志一起去大马营花家寨寻找和接应陈昌浩同志。在那里找到了护送陈昌浩的郭老头，证实陈昌浩已经顺利地过了黄河。接着，党支部又指派我与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韩家营一带联系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他们用复写纸写了一百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改为＇｀路军在兰州住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秘密告诉失散的红军战士：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
这次活动，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和甘州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同我们一秤到了甘州城，两个人在福音堂南屋，住了七、＇｀天，又一起经兰州转西安回到延安。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不断深入。我们党支部加强了和监狱秘密党支部的联系。除我和武杰多次探望送食品外，党支部还决定让刘德胜去探望。
一天，刘德胜带着高金城准备好的点心和名片，去看望刘瑞龙等同志。一个穿便衣的人看了高金城的名片，然后把刘德胜带逃监狱。刘德胜走到里面，迎面遇到戴脚镣的“犯人”说：“我就是李占魁。”乘看守不在身边，刘德胜讲：“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党派人营救你们了，希望坚持斗争，争取早日释放。”刘瑞龙说：“我只承认叫李占魁，是教书先生、红九军的文书。”还谈了党支部成员的表现，最后说：“魏传统同志双脚冻伤，行动困难。”他还抄了一个名单写了两句话：“我们身体都很好，请家里放心。”交给了刘德胜。
又过了两天，高金城派苟忠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的修女，到监狱给魏传统检查了冻伤，上了药，还留下一盒药膏。
控制敌人电台，搜集情报，是我们党支部的又一项光荣任务。国民党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十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我红军战士。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搜集情报，掌握敌人动态。＇、月下旬，青海的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八名红军领导干部，于九月初解往青海。译电人员把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汇报给党支部，并通知了高金城。同时得知“补充营”要送往红水地区修公路。
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在福音堂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在门口放哨，高金城在楼下掩护。支部决定，由邱均品执笔立即向兰州办事处写个报告。报告是用高金城从兰州办事处带来的秘写纸写的。报告的内容：一是被关押的红军领导干部情况；二是被俘、失散红军战士在当地的情况；三是“补充营”开往红水地区修公路；四是请求党中央迅速设法营救。报告写好后，由高金城在上面写了买药的介绍信。第二天由蔡光波化装成买药的，把报告直接送兰州。
刘德胜同志赶到监狱，将敌人要押解去青海的消息，转告了刘瑞龙，请他告诉同志们，提高警惕，坚持斗争，党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
我进行了募捐活动，凑了二十多元法币，买了些营养品，送进监狱。武杰在参谋处同伙夫小陈拉关系准各了」些馒头，送给监狱的同志们。九月初，听说县监狱关押的干部很快要押送去青海，高金城带领地下党支部的几个同志，给刘瑞龙等同志送来了绑腿、碗筷、鞋子、仁丹和救急水等，大家怀着耽心留恋的心情，送领导和战友踏上了去西宁的艰苦路程。武杰发现惠子明脚上没有鞋穿，立即把自己穿的鞋子脱下来送给他。刘瑞龙等＇、个同志挤在一辆马车上，从张掖出发，经红水、阿力克草原、门源、塔尔寺等地，大约走了十天左右，到达西宁。同志们想的是凶多吉少，没想到马步芳却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他们把刘瑞龙等同志从西宁押到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贺耀祖处。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有计划的营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四同志，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九月二十三日，刘瑞龙向谢老和办事处同志报告了狱中情况和被释放的经过，请谢老继续营救尚未释放的同志。
（六）
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影响越来越大，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惊恐和不安。
九月六日，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发现在城里的红军人员活动频繁，有的已跑掉了，准备下手抓人。高金城也从国民党上层人物那里听到类似消息。九月七日晚上，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地点还是福音堂小楼，高金城在治疗室作掩护。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同时又考虑到蔡光波送走的密信能否安全送到，决定再派刘德胜马上离开甘州去兰州汇报情况。党支部书记由邱均品接任，补选我为组织委员。
为了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营救我党干部，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刘德胜必须力争在很短时间内赶到兰州。同志们看到他还挂着双拐，有些焦急，高金城摊开两手，连连问道：“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刘德胜自己心中有数，他的脚伤早已痊 ，关节炎也好了，为了便于工作，双拐还坚持挂着。刘德胜怕同志们耽心，笑着说：“你们不要怕，我自有灵丹妙药，保证明天按时赶路。”高金城连夜为刘德胜准备了一套衣服，一顶礼帽；一双皮鞋，到兰州买药的介绍信和凡张名片。
九月八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刘德胜穿着兰卡几布的制服，；戴着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我早已在城门口等候着护送刘德胜出城。我见刘德胜慢慢走了过来，就打了—声招呼，俩个人肩并肩大摇大摆地出了甘州城。
刘德胜离开张掖后， 日夜兼程。过山丹、永昌、经凉州、走古浪，来到了平番。在平番城门外，有一个卖西瓜的棚子，卖瓜的老乡看刘德胜是过路人，主动打招呼：“你是哪里人？尝尝瓜吧？”刘德胜回答：“河南人。”卖瓜老乡热情地说道：“棚里的瓜好，请进里面买。”刘德胜走进瓜棚后，卖瓜老乡切开一个大西瓜，俩人边吃边谈话：
“你离家很久了吧？听口音不大象河南人呀！”
“我的老家在南方，跟父亲逃难到河南的。” g
“我到过江西宁都，和红军打过仗，你是红军吧？”
“不，不是！”
“从口音我听出来了，你是江西宁都人。不瞒你说，同志J我叫郭福海，参加宁都暴动后在红五军团当总务科长。西路军被冲散后我流落在这里帮人种西瓜。
征途遇战友，乡音分外亲。听了郭福海的简短介绍，刘德胜心情很激动，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郭福海的手，说：“同志哥，真没想到咱们能在这里相遇啊！”刘德胜接着向郭福海讲了目前形
势：“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郭福海听了也很高兴，他表示要努力为党做点工作。刘德胜告诉他，平番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补充团”，里面有不少是红军战士，希望他能去开展工作。刘德胜还给郭福海一张高金城的名片，让他拿着名片去兰州找办事处。后来，郭福海同志到“补充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
刘德胜离开平番，继续南下，在河口坐上皮筏子，于九月十八日赶到兰州，找到南滩街五十四号，给哨兵递上高金城的名片，很快，谢觉哉同志亲自出来迎接。谢老把刘德胜领进屋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刘德胜觉得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当天，刘德胜把张掖的情况向谢老、彭加伦和朱良才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谢老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多次插话询问了地下党支部的活动情况。谢老告诉刘德胜，兰办译出了蔡光波送来的密信，已经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在张掖，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补充营”被敌人强令去红水修公路；剧团已强迫解散；关押在看守所的同志被押解去青海；营救的红军干部战士基本上已经转送兰州去延安：在乡间地区散发了字条；敌人准各下手抓人¨…
我们党支部开会，作出两条决定：一、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二、掌握敌情变化，随时做好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各。 为贯彻党支部的决议，我们支部成员人人都当宣传员。宣传党和红军的胜利；宣传毛主席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宣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的胜利；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释放蒋介石共同抗日等。形势越紧张，斗争越尖锐，我们的宣传工作抓得越紧。为了揭露敌人，鼓舞士气我们发动群众，四面活动，八方游说，大造舆论。为此，高金城还以教会名义，公开宣传国共合作，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日。这些活动，在张掖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七）
道高魔也高，磨难又接踵而来。武杰利用在韩起功司令部当勤务兵的合法身份，经常偷听参谋处参谋们的议论和电话，偷看参谋处的文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掌握敌人的动向。参谋处的参谋，大多数是汉族，只有一个回民还是同情我们的。但有一个罗参谋，是国民党“兰衣社”分子，有一次，剧团里的孙桂英、陈桂兰、蔡德珍、徐世淑、李含炳、张九九、顾德月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编唱了一首骂“兰衣社”的歌。罗参谋听后大发脾气，把孙桂英反锁在厕所里，威胁说：“谁开门就打谁四十大板！”武杰出于阶级同情心，怀着对敌人的义愤，打开厕所门放了孙桂英，被敌人痛打了四十大板，屁股疼得不能走路。
斗争越是接近胜利，敌人越是垂死挣扎。在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被送往青海，途中经过红水，邱均品到“补充营”一连七班看望了王文生同志，他对王文生说：“我们走了，你们要注意，没有数的人不要接触，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盲动，党组织正在想各种办法营救你们。″
在福音堂医院当护士的我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准各把我分配给一个修枪人作妻子。我说：“我有爱人，在平番‘补充营’，我要回家去。”敌人司令部有一个赵书记官，他很同情我，让我通知“爱人”快写封信来。正巧，适逢吴建初、丁世芳二同志回兰州路过平番，他们就以我“爱人”的名义，编写了一封假书信，从平番寄给我，敌人信以为真。但同时又提出，王副官去兰州买东西、i｛｜：l仵把我带到平番去。武杰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找高金城商
量，由他出面找马鹤年县长写了一个通行证。我坐马车离开甘州，从凉州换乘马车，回到了兰州办事处。我离开甘州以后，武杰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每天都审问武杰一次。武杰思想斗争很激烈，跑，跑不出去；藏，也藏不住。只有等待时机脱离险境。没想到，一天大清早，敌人派了两个传令兵押武杰去红水“补充营”。传令兵骑着马，武杰步行，走到山丹、民乐地区，遇到两个骑马人，马搭子里装得鼓囊囊的。两个传令兵贪财心切，用马缰绳把武杰绑在树上，然后就去追赶骑马人。结果传令兵被骑马人捆了起来，压在河滩里的大石头下面。骑马人走到武杰面前，问道：“你是红军吧？”武杰回答：“是”“他们送你去哪里？”“可能去红水‘补充营’。”骑马人又问：“你说实话，想去哪里？”武杰如实回答：“我想去兰州。”“好，送你去兰州。”骑马人回答得很干脆。顺手拉过一匹马让武杰骑。他们边走边说，骑马人很同情武杰的遭遇，还拿出羊肉和干粮让武杰吃。夜晚，秋风阵阵，刮得凉飕飕的，骑马人指着夜空那颗明亮的星，说：
“你看，那是北斗星，从这里一直往东走就能到兰州。”
说罢，骑马人又给武杰两块银元和青稞炒面，帮武杰换了一身长袍衣服，就分手了。武杰心里很感动，但又不敢多问什么，说了声“感谢您们！”就上路了。
北斗照征程，战士心向党。武杰按照骑马人指的方向走。渴了，喝河沟里的凉水；饿了，找单门独户的人家要点饭吃。昼行夜宿，整整走了三十一天，才到兰州找到了办事处。武杰站在门口，看到哨兵和进出的军人都穿着国民党军装，也不敢问话，等了一会儿，在红三十军给军长当过书记的况步才同志出来了，武杰跟他对话，俩人谁也不敢相认，这时，我在院子里听到武杰的话音，才出门介绍把武杰领了进去。谢老亲切接见了武杰，并听取了汇报。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建立到十月底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容、营救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三百多人，先后经过兰州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回到了延安。
我们党支部成员离开张掖后，高金城同志继续留在甘州。他开办的福音堂医院，仍然接收红军失散人员。
一九三八年初，高金城在张掖省城附近收容了十九名红军伤员，被韩起功发现后，把高金城骗去关押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高金城坚贞不屈，他颂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他痛骂韩起功是土匪，是屠杀爱国军民的刽子手！是日寇的帮凶走狗、民族败类！韩起功恼羞成怒，于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凌晨，派人把高金城同志活埋在张掖县大衙门的后花园里。
我们还记得清清楚楚s刘德胜离开张掖时间过高金城：“到兰州有什么事要办？”高金城想了想说：“请你转告谢老，在革命胜利之日不要忘了我。”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谢觉哉同志亲自为高金城同志写了证明材料，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恶贯满盈的韩起功，已受到人民的审判和镇压。
今天，我们回顾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生活，更加深深地怀念为忠诚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高金城烈士！他的功绩，我们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将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一样，留芳千古，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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