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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长征老战友来谈:甘、青、川、陕各省的山沟里,有流落的西路军被俘战士,生活费每月只有几块钱,这是不恰当的。当时出生人死打天下,今天建设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而他们仍在过苦日子。我想,适当的时候,邀几个老同志,去实地看望,了解具体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才有发言权。 到兰州后,伍修权先于我们已来兰州。我们在交谈中,对当年流散在西北的红西路军的同志十分关心。那时,伍修权是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处长,谢老是党代表,我是工作人员。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的人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流散在西北的境遇到底怎么样?当地省话剧团的创作人员黄景渊多年调查、收集、研究西路军的问题,曾在北京采访过我和伍修权及其他西路军老同志,他这次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情况。 在黄景渊等陪同下,我们寻访在兰州的西路军老同志,有的还是我在西路军时同在文工团的老战友。我亲眼所见,他(她)们的生活艰难,有的还在当保姆,有的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他们对“被俘与流落红军”的称呼很反感。 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对西路军老同志的问题也很关心。同伍修权、肖华等多次商量,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要深人下去调查研究,准确向中央报告情况,决定由黄景渊、洪炉(伍修权的女婿)和我到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及甘肃临泽、兰州等地调查,肖华安羽0军队系统给予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方便。 到张掖后,住在驻军某部,正好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检查工作到此。我们就西路军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他也是西路军的老同志,对此次调查很支持。当地政府支持我们的工作。 董桂芳是西路军文工团的老战友,剧团与敌人遭遇战后,她是唯一跑回总部的,后来在祁连山中又失散了。我见到她时,她一点儿也认不出我来了,当听到我的名字,她立刻泪流满面,哭抱着叫我:“老姐姐,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我还去她家里看了,送了她钱物。这一路见到老战友生活的艰难,我将随身钱物尽送给他(她)们。这样,我心里才安一点儿。最后一件毛衣是工作人员阻止才没送。她说,天凉了,再送你穿什么?可我的心里总想:我怎样才能多帮助他们一点丿L? 见到这么多老同志,我心里激动万分。当时都是小姑娘、小伙子,而今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了,有的还带着当年战场上的伤残,拄着棍子或叫人挟着来的。但他们的精神状态还不错,还能看出当年红军的气质和风貌。有位叫王怀文的,是红九军的伤残人员。他是被当地龙王庙的老道士徐谷德把他装扮成小道士,隐姓埋名十多年,才躲过敌人的杀害,活到解放的。这真是一个十分感人的传奇故事。 在永昌,我们见到了徐向前住地旧址及鼓楼等处,还专程去东二十里铺寻找当年剧团的战斗旧址。做诗《忆甘肃河西战斗》、《忆永昌战斗》。 在永昌,一位身着不合体新军衣的西路军老同志,已73岁。一问才知他的新军衣是早上来开座谈会时,民政干部见他衣月艮太破临时借的。他在街头摆了个焊锅的摊子,工商部门不让他摆。面对老战友的处境,不免感慨万千。 这里是当年红九军遭损失的地方。我在此停留很久,没发现任何有关西路军的纪念设施。由此我想到应向当地党政领导建议,重视收集和抢救西路军的资料和文物,在著名战役地点设立标志,以便教育后人。西路军是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失败了,但烈士和同志们的斗争精神和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当晚回兰州,伍修权已回来,我将所见所闻向他做了汇报。我说不看不知道,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趁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健在,是西路军历史的见证人,不然,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就更难解决了。伍修权完全同意。 9月18日赴青海西宁调查。座谈会上,老同志们控诉敌人的迫害。一位叫姚子珍的老同志,说到当年敌人把他活埋,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过,浑身颤抖,泣不成声,在座的也无不泣不成声。这些老同志吃过大苦,受过大难,理应得到合理安置。他们说,我们不求过得好,只求过得去就行。 我们回到兰州,稍事休息,又奔赴甘肃临夏市。这里的红军老同志多,我们剧团的赵明英、魏秀英等也在此。由于女同志嫁了回族人,男同志定居于此,人文风俗、生活习惯也随了回族。我见到他πl时,都是回族打扮。虽事前做了工作,大家见面不要哭,几十年了,见面应高兴。可一见面,又痛哭不已。
这些同志在这里生根了。解放后,魏秀英一直是模范,现在还是党支部书记,赵明英是政协委员,而生活的艰难也是相同的。一些无子女的更是艰难,承包的土地需雇人耕作,平时生活也难自理,我心里也为他们担心。 经过二十几天的调查,行程数千公里,积累的资料很多了。我决定国庆节不回北京了,抓紧时间,起草向中央的报告,这样过国庆更有意义。 这几天,我们紧张工作。首先写出一份以我的名义向中央报告的调查报告。西路军老同志和子女给中央的信件,也作附件并呈。报告主要集中写几个问题:(一)正名。原称他们为红军流落人员,经与伍修权、肖华共同商议,建议改为红西路军老战士。(二)生活待遇。提高生活补助,随物价变动而升高,使他们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三)医疗问题。实行全部公费医疗。 (四)荣誉及其他。逢“八一”建军节、国庆节,对他们进行慰问,享有革命军人荣誉;宣传他们的事迹,组织他们参观,了解国家建设成就……等等。 我回到北京后,将以上报告、附件,交伍修权审阅,他完全同意,并立即写信给中组部和书记处,送上调查报告。当时,总书记胡耀邦很重视,立即批给宋任穷处理。宋任穷批示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由他牵头,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参加,共同具体研究。1984年4月,由以上四部门制定文件,下发执行,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使红西路军的老战士们在政治、经济、生活、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有一个安适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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